新药“十三五”编制启动 四角度布局医药股投资机会

失衡之二，是资源过度集中在制造业，造成制造业发展过度而服务业发展不足。

金融危机之后的2011年和2012年，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都超过了一半。历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签署的决议声明中曾多次倡议对现有全球金融治理架构进行改革以适应世界经济新格局、反应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和诉求，从而更有效地推动可持续发展和服务于全球金融治理[14]。

从数据上看，南南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超过国际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Molina and Shirotori，2007）[25]，新兴七国（E7）[26]2005年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总额比1995年增长了3倍，而同期E7从发达国家的进口只增长了1.3倍。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对IMF的救助感到失望，认识到加强地区金融合作的重要性，紧接着东盟十国和中国[20]、韩国、日本2000年5月4日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简称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简称CMI）[21]。因而尽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但风险管理对于该机构的财务稳健、信用评级等至关重要。根据上述标准，金砖五国中除了俄罗斯属于高收入国家、印度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外，其他三国均属于中高收入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导和世界性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两大核心特征。

第二，现有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与世界经济新格局不匹配，无法反映和有效促进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尽管从规模和影响力上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短期对既有体系只能起到补充作用，而非挑战。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对于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2005年E7国家从非洲的进口比1995年增长了4.8倍。

二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日益密切，南南合作基础不断稳固。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在五国中相对也是最稳定的，从经常项目、就业、通货膨胀等指标来看，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也较为健康。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尤为如此，以2012年为例，金砖国家的出口总额高达38268亿美元，占世界总出口额的14.75%。创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世界经济史和全球金融治理领域中的一件大事。

本文认为，造成了上述不匹配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根据《福塔莱萨宣言》，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500亿美元，由创始成员国平等出资。

这也是为什么机构正式名称确定为新开发银行而非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原因。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成果表明，国际体系的变化速度通常慢于国际格局的变化速度（阎学通，2012）[13]，这是外交博弈的结果。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集中体现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和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此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注焦点开始转向发展中国家。

这意味着，与大多数现有多边金融机构以某一或某些大国为主导的发起、决策方式不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没有制度上的主导发起人和主导决策者，任何一国都不拥有制度上的主导权。三方面的因素促成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一是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过去二十年中实体经济的迅速崛起。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8年和2010年多次发表声明支持这一提议，美国国会也就此进行了多轮商讨[45]。为有效化解平权决策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问题，在制定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章程、治理架构和内部工作流程时，应当加强对决策效率的考量，充分优化机制设计。

通过与现有国际多边开发机构对比，我们认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新突出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植根于世界经济新格局，二是呼唤和重塑全球金融治理新秩序，三是开启南南合作新时代，四是推广开发性金融新模式。1973年，欧洲多国抛售美元，固定汇率制终结。

1971年12月，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签订，美国终止了其向外兑出黄金、回购美元的义务，同时汇率评价调整、美元贬值。而且由于大多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具有资本密集、投资期长、沉没成本巨大等特点，因而供给的短期边际成本远远超出长期平均成本，造成现金流的严重期限错配。

历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签署的决议声明中曾多次倡议对现有全球金融治理架构进行改革以适应世界经济新格局、反应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和诉求，从而更有效地推动可持续发展和服务于全球金融治理[14]。将二者打包作为谈判组合，同步推进筹建，有利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顺利筹建、及早投入运营。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产生：一是降低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之后，金砖五国政府间各个层面的交流往来不断，主动出击，谋求更进一步的合作发展。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有助于推动金砖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合作走向更高层次，进行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自2010年2季度以来，中国实际GDP同比增长速度从11.9%一路降到了7.4%，中国经济将由高速增长期向中高速增长期换挡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界较为普遍的共识。

但目前金砖五国的信用评级均在AAA以下（见表3）。2 平权决策模式可能带来效率损失 金砖国家决策模式的一大特点是平权决策。

因而随着一些发展中大国经贸实力的壮大，其在现有框架内部谋求改革失败的情况下，不得以而在外围寻求突破。首先，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不断上升。

这一点在IMF中体现的更为明显，例如曾有不少学者批判IMF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针对贷款国的一些附件条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甚至有学者认为IMF的指导方案让一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受损而非受益了，如Khan和Sharm（2001）[15]、SachsJeffrey（2005）[16]、Stiglitz（2006）[17]等。由于更关注地区发展并且制度灵活，目前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向拉美国家发放的贷款比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的总和还要多。

综上所述，一方面，由美欧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无法适应世界经济新格局，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以狭义的区域主义标准界定成员国和受惠国又会极大限制国际合作。更重要的是，从2011年《三亚宣言》中提出加强金砖国家发展银行间金融合作的行动计划，到2012年《德里宣言》提出成立一个开发银行的设想，再到2014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正式成立，这种有条不紊、将合作逐步推向深入的做法也为日后更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的范式。égert, Kozluk 和Sutherland（2009）[42]的研究表明，由于规模经济和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基础设施投资对于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比一般的私人部门投资还要大。但与此同时，基础设施投资又不同于传统私人部门的投资。

总部将设在上海，同时在南非设有非洲区域中心。◆《战略与管理》杂志授权发布，转载需取得授权 潘庆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常务副主任 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

首先，基础设施本身就是生活便利度和人均福利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以金砖五国为例，2000-2007年间，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GDP平均增速分别为3.54%、7.17%、7.08%、10.51%、4.31%，除巴西外均远超过世界经济平均增速的3.33%（如图3）。

2009年12月，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厄瓜多尔、乌拉圭、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等7个拉丁美洲国家签署协议[22]，计划成立南方银行（Bank of the South），目的也是为了规避世界银行等机构发放贷款时的苛刻条件，为区域发展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2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研究表明[24]，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互补性很强（下文简称南南贸易）。

随着美国经济从金融危机中逐步复苏，国际金融市场对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QE）的政策预期趋于一致，部分金砖国家面临的资本外流风险，宏观经济形势不明朗。但却遇到了较大阻力，到目前为止收效甚微。2009年由于发达国家经济负增长，世界经济的全部增长均由发展中国家贡献。由于文献中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无公认的界定标准，这里我们参考世界银行的划分方法，按照人均GNI水平将各个国家划分为四类：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

第二，国际合作的基础在于共赢和发展，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来说更为重要。而世界银行和IMF在对重大事项进行决策时，由于美国拥有主导权，因而决策效率通常高于联合国或其安理会[54]。

第三，世界经济大格局的变化还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更加活跃。总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在现有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不能及时作出调整以适应世界经济新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成立的，是以新兴市场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既有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不利的情况下寻求外围突破的结果。

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平衡有助于稳步推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筹建和发挥影响力。其二是欧亚各国在经历战乱之后，首要任务是恢复重建，亟需稳定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